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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課程展開的核心，以科學性、系統性的編排，無論從狹義的教育還是廣義的教育來講，既要開拓視野結合外部意識，又要關注自身文化精髓。晚清庚子事變之后，商務印書館曾聘請多位學者，兼顧國學與西學的特征來編寫課本及教師用書。蔡元培曾記錄了當時的編寫情況，“編輯者之日力，緣是而虛糜者頗巨，不敢吝也。教科書知識以外，又有傳統教授法參考書，非學生發展所需，售數遠遜，然亦盡心力不足以為之，以是一個出版后，大受關注教育界之歡迎。 而教材中同行業的業務，程度不能隨著競爭而粗糙，那么率和效果，所以書的氛圍，為一變，而教育部門受其影響很大
①這種出版物的出現，對晚清文學及文學教育來說是一種極大的進步。相比傳統教學“四書五經”、古文選的讀本，教科書的輯成是以現代學術精神，對知識、技能、經驗進行的綜合與歸類，它打破了儒學一統天下的局面，許多新文體、新作品得以在教科書中嶄露頭角，進一步豐富了文學教育的面貌，為明確目標、有計劃、分層次的“現代文學教育”打下了基礎。晚清時期，中西文化交流雖然失去了平等溝通的歷史語境，但“大廈將傾”的焦慮心理反倒為陳舊的文學教育界注入一股活泉。
